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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汝虎（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形式批评”一词，在严格意义上特指西方圣经诠释学的一种理论范式，是由德国学者赫曼·衮克尔（Hermann Gunkel，1862-1932，又译作古克尔）在1927年出版的《〈诗篇〉：形式批评导论》（《The Psalms: A Form-Critical Introduction》）中建立的一种诠释理论。其中译名可直译为“形式批评”（有人翻译为“形式批判”）一词，作为二十世纪西方圣经研究领域最主流的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之一，对于圣经文学研究乃至整个西方文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对《创世记》和《诗篇》等经文的细读中，衮克尔认为在这些古老文本的口述和著录的流传历史中，实际上融合了基于特定社会场景而形成的不同文本单元和言语风格，并由此而逐步凝聚成不同的文类。
这种对经学文献的文本细读和结构分析，与主流的形式主义美学和新批评派遥相呼应，其审美论立场和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实是一种“现代文本考证学”，之于中国古典文化与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特别是对于反思新时期以来的我国古文论研究中存在着的重理论思辨而轻版本校勘和文本细读的研究范式，尤为深刻和警醒。在新时期学科分类影响下，版本校勘与语词训诂往往被归置为语言学和修辞学研究对象，古文学与文论研究则只以理论观念和意义探讨为其研究对象。此种知识领域的学科区隔，对于有着漫长经学背景和修辞学传统的古代文学资源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遮蔽和疏离。或如清人俞樾所言，如若以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来读周秦两汉之书，无异于“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俞樾《古书疑义举例》）
实际上以“六经”为核心的古代文化资源，其训诂学和修辞学传统正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资源和意识源头，忽视或遮蔽此种语言修辞传统，往往导致对古代文化和文学观念理解与阐释的浮泛和空洞。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古代漫长的经学传统外，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大量出土文献的问世，更为建立现代“文本考证学”提供了丰富的地下材料，文本细读与版本考证在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领域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这些成果，如不被古代文学研究者所重视，必然导致古典美学和古代文论形而上的论证流为空疏，而成为无源之水。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出土的大量战国至汉代简帛文献中，所包含着的大量先秦典籍与佚书，“从总体上看，它们对古典学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见《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4日第11版）由此，他提出新出土文献之于古典学重建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古书的真伪和年代；二是关于古书的体例和源流；三是关于古书的校勘和解读。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古书的体例和源流与古书的校勘和解读两个方面，亦是上述圣经形式批评理论的诉求目标，二者的不谋而合正指示出古代文学研究中形式批评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和诠释方法的重要性。
在以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和1993年发掘的郭店竹简等为代表的诸多出土文献陆续出版和发表以来，先秦古籍出现了诸多不同的版本，其中的语句、段落、编次等方面均多有歧异，这些歧异和差别正显示了有着漫长编著历史乃至口头史前史的经学传统，及其内在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从文本形成的角度而言，这些出土文献，“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古书的形成和定型每每经过许多年代，有着分合增删的复杂过程”（李学勤《论帛书〈周易〉经传》，见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5年，第313页）。而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和不同文本之间的用字、句法、辞例和叙述风格等多方面的校勘与细读，正可见其背后所发生和承传的鲜活历史场景。具体来说，通过对传世的《老子》版本（包括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等），与二十世纪后半叶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和郭店竹简《老子》本相比较，自然可见其背后思想背景和时代传承的复杂性。如在帛书《老子》中的“绝伪弃诈”（或释读为“绝伪弃虑”“绝伪弃作”）（参见裘锡圭《纠正我在郭店〈老子〉简释读中的一个错误——关于“绝伪弃诈”》，见《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二卷·简牍帛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6页）和后世版本中通行的“绝仁弃义”，竹简本分别写作“绝智弃辩”“绝巧弃义”，这一核心词的书写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对老子学说乃至整个先秦思想史的不同理解。
这种在文本细读、校勘基础上的诠释方式，正是出土文献之于古典学研究和古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亦应是现代知识背景下古代经学研究所具有的当代意义之所在。又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系辞》公布以后，其中“易有大恒”句与通行本《系辞》“易有太极”句不同，因其关涉对于《周易》基本思想，特别是《周易》与道家思想之关联的理解，而引起了学界热烈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多集中于语言训诂、文本对勘和义理论证等诸多方面，对于理解先秦思想和古籍的流传均有重要意义。饶宗颐先生在《帛书〈系辞传〉“大恒说”》一文中曾提出：“现代哲学家阐释古代哲学的抽象观念，喜欢借用外来的框子来比附，为之披上条理缤纷、十分美观的外衣；但覈实起来，往往不是那么一回事。本文则注重观念的内涵和它的同义字，寻求彼此间的相互联系，确切了解它们的历史背景和本文在行文命意的条理，加以融会贯通，可说是一种多角形的交错推理方法。”（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7页）这种建立在“多角形的交错推理方法”上的“义理考证法”，实是结合文本和字句来阐发观念的内涵，而不是直接简单地依今人之意来比附古人的思想。其立足于文本对勘和训诂学方法，“力求贴近文本的历史和时代，探求词语和语法所提供的可靠的基本意涵（meaning），尽可能避免曲解古典”（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的诠释立场，可以说是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中，校勘和注解文本乃至经义阐释的核心立场。而这些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先秦思想史的重写乃至古典学重建的基础。
又如，陈梦家先生曾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提出，判定不具卜人的卜辞的年代要依据字体、词汇和文例（包括行款、卜辞形式和文法等）三点来判定。（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137页）裘锡圭先生亦认为，“考释古文字的根据主要是字形和文例”。（裘锡圭《以郭店《老子》简为例谈谈古文字的考释》，见《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二卷·简牍帛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5页）如果说字形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础，体现着中国文字的特殊构造和书写特性的话，文例和辞例则要依据对语法习惯、语言风格和形式稳定性等诸方面的确立。而在此种文本整体性的语辞体例和文体形式确认和参证的过程中，上述形式批评或语辞批评则是一种内含于其中的文学批评视角。
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而言，先秦典籍中语辞和文例的考查不仅是考释古文字的工具，更应是确立早期文体文类形式和语词风格的基础，亦关涉对中国文学的审美本质和韵文传统的理解。兹举一例，在释读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又称《黄帝四经》）《称》篇时，有“雷【以】为车，隆=以为马”句，原文“隆”字下有重文号，故可释读“隆隆”，但诸多古文字研究学者对此处句读有极大争议。然不管此句是释读为“丰隆以为马”，以“隆”为“丰隆”的急读或省略（见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70页），还是“虹以为马”，或“龙以为马”，学者均是从此篇整体上骈俪相对的形式美感出发，确定“隆”字下的重文号为衍字符。（参见刘钊《读马王堆汉墓帛书札记一则》一文，见《语言研究集刊（第十四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328页）。这种稳定的辞例和语体形态感，反过来正是古文字词释读的基础，亦是古代文学研究所要面对的文本审美对象。
综上所述，基于文本的可靠性和文类的稳定性，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阐发和穷究文本形式审美观念之发生与衍变，乃至经典文本与历史生活背景的复杂互动关系，正是形式批评理论视野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07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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